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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其麟研究》:高洁的为人 烂漫的诗意

2021-10-25 11:14:04  |  来 源:光明日报  点击:

《韦其麟研究》钟世华 编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壮族诗人韦其麟是一个独特而值得持续关注的存在。事实上,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至今,除特殊年代中断十多年外,研究界一直保持着对韦其麟研讨的热情,已有上百篇不同类型的论文阐述他,40余种当代诗歌史、文学史著作也辟专门章节评介他。

  历史地来看,韦其麟构成了一种可予探讨的诗歌现象。这位早慧的诗人,1953年还是高中生的他就在《新观察》上发表长诗《玫瑰花的故事》,从此步入缪斯的殿堂,多年来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了各类作品集十余部。他的诗歌最广为人知的无疑是《百鸟衣》,这既是他的成名作,又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部长篇叙事诗取材自壮族民间传说,以动人的笔触演绎了一对壮族青年男女的爱情和抗争的故事,诗中的主题、人物形象及语言、手法都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该诗最初发表于《长江文艺》1955年6月号,后转载于《人民文学》1955年7月号,1956年4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各种版本累计发行逾100万册。该诗发表后不久,即有多篇关于它的专论在《文艺报》等刊物上登载,随后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科学出版社1962年9月出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作家出版社1963年11月出版)将《百鸟衣》写入了当代文学史。此外,《百鸟衣》还被翻译为近十种文字在国外出版。可以说,《百鸟衣》已经成为中国当代诗歌特别是长诗中的一部经典,正是它确立了韦其麟的诗歌史地位。

  正如评论家张燕玲指出:“韦其麟……60年来一直以其高洁的为人和烂漫的诗意成为广西文学的一个精神高度。”韦其麟作为一种诗歌现象所带来的最重要启示,就在于他通过富有创造性的写作,展示了当代诗歌与民族文化、民间资源之间的紧密联系,比如《百鸟衣》就蕴含了极为丰富的民族文化元素,他的其他诗作如《凤凰歌》《莫戈之死》同样如此。由此引发的诸多议题,如当代诗歌的民族性与民间性,少数民族诗歌在当代诗歌中的位置,以及韦其麟本人之于当下壮族乃至广西诗歌的意义等,亟须进行资料和学术上的总结与探究。而刚刚出版的钟世华先生编选的《文学桂军研究资料丛书·韦其麟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10月)可谓正当其时,恰好满足了上述期待。

  这部洋洋40余万字的研究论集,包含《韦其麟小传》《研究综述》《访谈·自述·印象》《评论文章选辑》《附录》等部分,综合、立体地展现了韦其麟60余年的人生轨迹、创作历程及其与当代诗歌和其他少数民族诗歌的互动关系,以及围绕这些相关议题展开研究的总体格局和代表性成果。倘若说,韦其麟的亲历者角色和持久创作,让他和其诗歌在很大程度上参与并见证了当代少数民族的发展历史,能够彰显当代少数民族诗歌的某些特征,那么这部论集就是对这些特征的全面把握和集中呈现,兼具文献价值和研究价值,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收录的韦其麟自述文字中,有不少珍贵的个人记忆和值得重视的创作经验,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仍然是他的民族身份认同和以“民族特色”为切入点谈论诗歌创作的取向。他主张“从民歌的土壤中吸取营养”,是因为“在民歌里,那大胆的带有浪漫色彩的夸张,和那丰富的比喻、起兴、重复,是那样形象、精确、具体、生动和恰到好处,给人的印象是那样强烈、新鲜、明朗。那重叠的章句在反复吟诵时那样深深地引起人们内心的共鸣”;但他反对在寻求民族特色时的某些偏颇做法,即“以一种猎奇的心理和态度专门注意那些奇风异俗,或在服装衣饰上着眼”。这就显示了一种辩证思维和更开阔的视野。

  论集所收录的代表性论文提供了多种探入韦其麟诗歌的角度和方法,也体现了60余年韦其麟研究的更迭与创新,从早年的主题学和阶级分析,到近年来的民俗学、神话学、修辞学、“原型批评”等,使得韦其麟研究渐趋多样化。当然,研究者最为关注的还是韦其麟诗歌对民族文化的创造性运用和拓展,比如方焓的《叙事长诗〈百鸟衣〉的美学探微》一文认为,《百鸟衣》的独特意义在于“在表现民族风情、民族精神、伦理教化中注入生命气象”;莫奇的《重读〈百鸟衣〉》一文注意到了韦其麟诗歌基于民族文化元素的音乐美学:“似乎不是一幅幅迷人的劳动场景在我们眼前交替,而是一曲曲动人的劳动歌声在我们心际回荡。这些重叠、反复的诗句适如琴弦上回旋的乐曲,一阵阵加剧了我们为之激动的心情。”这些都是闪烁着真知灼见的论述。编选者钟世华本人这几年致力于韦其麟研究,先后发表了《壮族身份认同中的民族寻根与文化守护》《〈百鸟衣〉的经典建构与影响焦虑》等论文,探讨韦其麟诗歌的“民族气质的寻根”“地域文化的守护”与“民族形式的创新”,他还完成了《韦其麟年谱长编》初稿。他耗费巨大心力编选的这部论集,想必会得到研究界的认可。

  程光炜的《中国当代诗歌史》提到,在20世纪50年代,一批少数民族诗人以“群体”姿态引起瞩目,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当时与韦其麟一道亮相诗坛的,有巴·布林贝赫(蒙古族)、铁衣甫江(维吾尔族)、饶阶巴桑(藏族)、汪承栋(土家族)、包玉堂(仫佬族)等诗人;他们创作的《百鸟衣》《生命的礼花》《雪莲花》《虹》等长诗,以少数民族叙事长诗的绚烂光谱,构筑了当代诗歌史上长诗创作的奇特景观。这些诗人和作品无疑是民族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共同铺就了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得以留存、延续和发扬的路径:将民族文化转化为诗歌创作的动力和资源,这些经典性作品在传承民族文化的同时,也丰富了民族语言表达。期待这一领域涌现出更多像《韦其麟研究》这样进行系统探究的著作。(作者:张桃洲,系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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